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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瓜，种好瓜，当好种瓜人

编者按：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作者秦朔，悉地网经授权转载。

我们正处在一个看起来将更加漫长的迂回之境。习惯杠杆与顺流者，在结构性改革进入金融深水区后，愈感无力。习惯风口与捷径者，想不到今时今日，不确定性正越来越多地侵蚀确定性，捷径往往变歧路。

7月中旬写过《2019年之夏：雷声为谁而鸣？掌声何时响起？|| 大视野》，呼吁高度重视债务爆雷和三角债，我认为其影响远大于贸易摩擦。8月公布的7月份经济数据，全面回落，再次提醒问题的严重性。

在诸多数据中，最感担忧的是消费。7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名义增长为7.6%，是2003年以来最低的月份之一（今年4月为7.2%）。回顾历史，2008年社零增长在22%以上，2013年在15%以上，2017年掉到10.2%，2018年为9%，今年可能再下接近一个百分点。原来一直猛增的网上零售额，1-7月同比增速也降到16.8%。

消费已是中国增长的主引擎，消费乏力的背后，是居民财务状况（包括劳动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乏力。

面对此情，有的学者提出“该降息了”，有的提出“减税不如财政直接增加支出”，有的则提出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即用10年左右使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从目前4亿人增加到8到9亿人。

4亿人的说法是今年1月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说的。他介绍，以中国典型的年收入在10万元-50万元之间的三口之家来看，有4亿人，1.4亿个家庭，他们有购车、购房、闲暇旅游的能力。

如何使经济长治久安？我是比较认同倍增说的，因为唯此才能使内需可持续增长。此为发展之基石。

我的观点是，一面要增，一面还要减。质量要增，活力要增，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倍增；泡沫要减，不公正要减，交易成本要倍减。可以说是“三增三减”。

日本1961年至1970年实施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此间GDP年均增长10.9%，国民平均消费支出增加了2.3倍。最值得借鉴的有两点：

一是日本当时提出，在劳动生产率翻番的情况下实现国民收入倍增，企业要放弃粗放的生产经营方式，大量投资引进技术，加大研发力度，培育自主创新能力。

二是日本政府为了扩大有效需求，非常注重缩小城乡、地区间的差距，为此采取了5种方法，即促进农业的现代化、促进中小企业的现代化、促进落后地区的开发、促进产业的合理配置以及公共投资在地区间分配的再探讨、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

第一个方面是供给侧。供给侧要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发力，也就是追求质量更高的发展。

第二个方面主要说的是需求侧。通过协调发展、均衡发展、普惠发展，让社会可持续地产生有效需求。

我为什么提出三减呢？将来会专门写一篇文章。这里仅举一例说明，即中央扫黑除恶第14督导组进驻黑龙江后查出的“李氏三兄弟”涉黑涉恶犯罪集团案。据调查，2010年至今，哈尔滨市的电力变电、配电工程项目总量的近80%，都被他们所控制的哈尔滨电力实业集团包揽。

2013年，三兄弟之一的李伟担任了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哈尔滨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权力达到顶峰。在最猖狂的时候，哈尔滨的企业想用上电，都得先过他们这一关。正常申请用电无法供电，不经供电公司直接请托李氏兄弟则可以供电。一家重点制药企业申请用电，被告知无法施工，3年都没有解决用电问题，李氏兄弟找到该企业，在实际施工成本400万元的情况下，强迫企业签订了1700万元的施工合同。强揽工程后，他们并不实际施工，而是利用没有资质的民间施工队，使用劣质设备材料以次充好，且长期拖欠工程款，以物抵债，强迫交易。2016年的一项工程，他们的施工要价是成本的超10倍。

中国经济中，像这样的灰色和黑恶化场景，绝不是少数。一部分人利用特权，不择手段，到处榨取，疯狂获利，这种财富“创造”是以加大企业正常运行成本和老百姓生活成本为代价的，但却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潜规则”。

中国经济当然有韧性，人们的创业精神和奋斗精神也很活跃，但如果大家身上被各种乱七八糟的交易成本“五花大绑”，眼见的都是不平等、不公平竞争，以及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内心充满了怨气、委屈和不情愿，怎么可能一直坚持呢？肯定一批又一批不想干了，随大流了，掉队了，或者去办随时可走的移民身份了。

社会稳定当然也是中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但从哈尔滨李氏三兄弟的犯罪历史看，在平静的水面下有很多暗流涌动，只是受害受伤的经济主体已经麻木了，集体无意识了，无能为力了。这种底层结构长期运行，层层结茧，成本何等高昂！

所以中国经济不止要高质量发展，还要低成本运行，精益化运行，双管齐下才是出路。相比起来前者易，后者难，因为要触动甚至消除特权利益，而它们是不会轻易退出的。光呼唤发展、创新，那些束缚自由发展、创新发展、公平竞争的因素却破除不了，则向前的力量一定会被后面拽着拖着，不可能跑得快的。

任何经济体都会面对这样那样的挑战，没有例外。

在挑战面前，心态与思维至关重要。如果心态和思维出了偏差，挑战不仅得不到建设性、创造性的回应，还可能演变成更严重的问题。

最近我们看到，在遥远的阿根廷，一场总统大选初选的结果让整个金融市场陷入危机。一天之内，货币兑美元贬了1/3，股市跌了30%，信用违约掉期（CDS）数据显示，阿根廷在未来5年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超过70%。

而在临近的香港，一个《逃犯条例》的修订问题，引发了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从2月15日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建议，到6月15日决定暂缓修订，再到最近一系列示威活动后的暴力升级，香港给世界的印象不再是“有秩序的活力”，而是安宁不复，混乱不堪。

一远一近，有一点很相似，就是追逐“极化道路”，不往中间靠。当然，之所以走向“极化”，也不是“一小撮极端分子和幕后黑手”那么简单。

先说阿根廷。阿根廷是G20成员国，按照美元汇率，其2018年的人均GDP比中国还高20%以上。此次市场危机，一言以蔽之，是选民和投资者的选择发生了背驰。

更多的选民把选票投给了反对派领导人费尔南德斯，他主张提高工人工资，给退休人民提供免费药品，他说“如果我能做些什么来阻止他们受苦，我会这样做”。

而2015年当选为总统的马克里一直认为，盲目进行“福利赶超”会陷入财政恶性循环，导致恶性通胀和债务危机，同时高福利必然以高税负为支撑，这会导致企业税负过重。所以他上台后采取了亲市场、亲商业、以自由市场政策复兴经济的政策，通过政府财政的自我约束取信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获得资金支持。阿根廷迅速放开了外汇管制，但却带来外储大量流失。政府大幅削减水、电、气等公共服务补贴，裁减国企员工，砍掉一半的中央政府部门，则引发了强烈社会反弹。

在阿根廷的历史上，忽左忽右，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几乎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位一次，折腾一番。此次总统初选，费尔南德斯比马克里的支持率高15%以上，而选前预测双方差距在5%以内。费尔南德斯的名言是“IMF这三个字就意味着父母逼迫孩子吃苦药”，这是今天的民心所向。而投资者认为，更大的风险是费尔南德斯讳疾忌医，如果他在10月27日举行的总统第一轮选举中获胜，阿根廷将重新恢复政府干预经济和膨胀预算的做法，投资者用脚投票，股市、汇市、债市上演三杀。

阿根廷经济学家内里·佩尔西基尼说，阿根廷经济正经历阵痛，当下大规模的改革措施短期内会带来不确定因素，但从长远来看对经济是有益的。

不过，如果短期全是痛，看不到希望，又有多少人关注长远呢？无解。

也许，一个中间的、更有弹性和包容性、始终坚持改革但并不把改革浪漫主义化的道路，是更加适合阿根廷的。但在选举中，刻意寻找不同，刻意差异化，是一种必选逻辑。投票是人民的权利，但不一定是理性的选择，特别是当候选人和选民情绪互相加强时，连未来调整的回旋余地都被大大压缩掉了。

再看香港。香港是一颗美丽的东方之珠，内地人对香港一直有美好的祈愿。但香港并不平静，云谲波诡也从未止息。

2014年9月28日，策动了一年多的“占领中环”正式启动，这是香港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事件，反对派试图借此对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特区行政长官普选方式等施压。历经两个多月动荡，12月1日，香港高等法院颁下临时禁制令，禁止示威者非法“占领”金钟干诺道中等多个路段。12月3日，“占中”三名发起人到中区警署自首。

当年10月15日，长江实业集团主席李嘉诚就“占领中环”发表看法。声明说，“同学们的热情，我们都能理解。但‘追求’，要以智慧导航，所有人都应谨守法治——香港警队一直守护法纪，如法治缺堤，将会是香港最大的悲哀。”声明最后，“恳请大家不要让今天的激情，变成明天的遗憾，恳切呼吁大家马上回到家人的身旁。”

2015年2月26日，李嘉诚出席长和系年度业绩发布会。他说，内地是香港最大的靠山，“如果今天说我们不需要自由行，全部不需要，我相信股票会跌1000点以上。香港最大的得益就是有内地很多方面的支持。”在被问到香港目前最大的危机为何时，他回答说是政改方案能否获得通过。“国家（中央）给你机会，500万人可以一人一票投票（选特首），我左想右想，都想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反对。”他表示，政治和经济联系在一起，政治不好，经济再好也难以长远。

一年后，2016年3月17日，长和集团又一次业绩发布会。针对此前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刊文说香港在2047年将面对“二次前途问题”，李嘉诚直言：“香港人不会认同（港独），有什么资格独立啊？也不可能。”他说，自己的祖国一定想香港好，这是无可疑义的，今日的香港如果没有祖国的支持，“如果（中央政府）说让你自生自灭，你自己去处理，我相信恒生指数最少跌一半。”其长子、长和集团副主席李泽钜示意父亲说话小心一点，李嘉诚说：“我讲真！”

就是在这次发布会上，李嘉诚数次引用了唐朝李贤《黄台瓜辞》的诗句，“黄台之瓜，何堪再摘”，意思是香港就像“黄台之瓜”，现在的处境是“何堪再摘”，“摘了一次又一次，摘到尽时就什么也没有了”。他说，香港今日各行各业都面对不同的压力，经营相当困难，期望港人不论任何派别和政治看法，都要为香港整体利益着想，希望大家都为了700万港人的利益，做些对香港有益的事，“不同派别，不同政治（理念），都没关系，但对香港伤害的事不要再增加！”

这里的意思很明确，为了香港整体利益，无论谁，都不要做摘瓜者、伤害者。

再一年，2017年3月16日的业绩发布会。由于特首选举将于26日进行，李嘉诚说，他必定会投票给获中央信任、能与国家合作的特首候选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最重要还是那一句话，哪一位能够与国家沟通合作好，而获中央信任的，我自己都会投那位。”他说自己明年90岁，“不想看香港变得有好多麻烦”，他愤慨地表示：“香港本来已有一人一票，中央也给我们一人一票，但结果我们香港人自己毁灭这个愿望，应该找出谁是祸首。”

李嘉诚最后一次出席业绩发布会，是去年3月16日。当日长和集团在港交所发布公告，年届90的李嘉诚即日起卸任董事会主席一职。在长和系四家公司同时举办的业绩发布会上，李嘉诚说，我从12岁就开始工作，做到今天78年，世界变迁很大，我猜不到未来，但无论怎么样，发展之中一定不会忘记稳健，这是一个固定的政策。

有记者问：“现在的香港年轻人怎么可以延续你的故事？”他回答：“这么多年讲‘知识改变命运’，一定要求知，一定要增强自己。另外对一些新的科技、技术怎么改进，有很多机会。”有记者问：“年轻一代住在‘劏房’怎么看？”他回答：“现在教育、医疗固然重要，但居屋的问题现在‘水浸到眼眉’这么紧张，所以居屋、公屋都要建多一点。尤其是我们现在需要多一点公屋、居屋。”

自这一天起，李嘉诚从商业世界退休。

上周，8月16日，李嘉诚以一个香港市民的名义，在香港各大报刊刊登以反对暴力为主题的广告声明后，各种解读蜂拥而至，其中不少对李嘉诚带有明显质疑。上节的梳理，有助于更好地衔接过去，理解今天。

我不是李嘉诚模式的拥趸。十多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纵览李嘉诚的创业史，除了早期做塑料花和长江建设的工程外，其财富的生成，主要是通过低买高抛的资产运作和整合并购，并借助香港丰富的金融工具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李嘉诚的法宝是商业诚信（让合作者得益），同时善用职业经理人。假如对此视而不见，对香港经济的特殊性不了解，只是想学他的低买高抛和资本运作，那么就会误入歧途。内地不少企业家迷恋于资本运作和快速扩张，绝大多数就都摔了跟头。事实上，李嘉诚模式是特定历史的产物，是独一无二的。李泽楷的“数码港”和“电盈”学得如何？最后不过是大失信用，令投资者失望万分。在香港，新鸿基地产的口碑和价值远胜长江实业，也说明，在对产品精雕细刻、创造更高的消费者价值方面，李嘉诚模式并不完美。在21世纪的华商之路上，我们固然需要李嘉诚，但更需要像三星的李健熙那样实业报国、靠优质产品和自主品牌走向世界的工业家、实业家。

但是，就此次李嘉诚的广告声明来说，我看不出所谓隐晦其辞的深意，我对揣测深意也毫无兴趣。对于一切旨在反对暴力、反对撕裂、爱国爱港、主张包容与法治的声音，我认为都是可取的，应该赞赏的。非要在形成合力的地带挖掘出斗争素材，这毫无意义。如果像某些人揣测的那样，李嘉诚都成了一个政治不正确的人，那这种对纯洁性的要求是可怕的。毛泽东曾说，政治就是要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这是一种策略，更应是一种胸怀，一种自信，一种立足长远的大智慧。

该反对的反对，该斗争的斗争，但绝不应该放任猜忌心和极化的思维。

21世纪的前20年快要过去了，世界没有像想象的美好。突兀而来的大变局，人类仿佛经历着愈演愈烈的“全面战争”，是否陷入了断裂时代？

各种形式的断裂的确在出现。此时此刻，是用一种貌似合理的推力，加剧这种断裂，把分歧敌对化？抑或，是回到塑造了人类文明的那些核心价值，依然保持乐观主义和开放主义，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斯蒂芬·平克在《当下的启蒙》一书中说，“乐观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所有的失败，所有的恶，都是知识不足造成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知识与完备状态之间永远隔着无穷的距离。有些问题很困难，但把困难的问题和不能解决的问题混为一谈是错误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且每一种特定的恶都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乐观主义的文明是开放的，它不害怕创新，它的体系不断改善，这些体系所实现的知识中最重要的，就是怎样检测和消除错误的知识。”

《当下的启蒙》揭示了世界更美好的事实，以及人们觉得世界越来越糟的原因。从事实层面看，全球人均寿命从19世纪中期的30岁增长到现在的70岁，医疗卫生条件大幅改善，劳动阶层收入增多，工作环境普遍得到改善。以美国和西欧为例，1870年的工人平均每周要工作60个小时，现在是平均40个小时。

但是，2015年底一项对14个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丹麦、芬兰等）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都感觉，“世界正在走下坡路”，“越来越糟糕”，“大不如前”。平克认为，这种吊诡的情况和人类的心理机制有关。

一是”可得性法则“的作用，即人们在判断一件事发生的可能性时，仅仅根据某些很容易被想起来的信息，或者刺激频率比较高的信息，来“抄近路”下结论。例如你去海边游泳，本来被鲨鱼吃掉的可能性并不高，但假如最近频繁出现鲨鱼伤人的新闻，对你产生了刺激，就会让你觉得去海边游泳特别不安全。

第二点叫"忘恩之罪"。面对世界的进步，人们把得到的一切当作理所当然。凡是遇到问题和矛盾，就抱怨连天，但只要一切顺利，很少有人会主动去想，在歌舞升平的背后，有多少“无名英雄”（如1796年发明了天花疫苗的爱德华·詹纳）的贡献。

第三点是，人们评判自己和世界时，往往使用“双重标准”。人们对自身的事情比较乐观，而对世界整体趋势相对悲观。

《当下的启蒙》试图揭示的世界真相是：不是黑暗，而是光明；不是丧，而是燃；我们没有退步，而是一直在进步，还将继续进步。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这些启蒙主义时代的基本价值，今天依然可以照亮世界。

黄台之瓜，何堪再摘？这是一个90岁老人的悲情。

如果人人多种瓜，种好瓜，当好种瓜人，则种瓜得瓜，自会结出丰硕果实。

这个时候，更需要的是相信的力量。相信人与人相通的终会多过相异的，即使相异也可以相处；相信中国的内在之善与包容之力，会带给我们更具创造性的未来；相信有活力和想象力的新生代将开创新的时代；相信人间自有公义和真理；相信坦诚比猜忌会过得更好，辛勤奋斗比怨天尤人更能感到幸福。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说：“人生的长链，不论是金铸的，还是铁打的，不论是荆棘编成的，还是花朵串起来的，都是自己在特别的某一天，动手去制作了第一环，否则你也就根本不会过上这样的一生。”

没有哪一种远大前程可以不经过艰难时世。凡事自有因果，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